2008年春，吕州，汉明阁。

闭馆之后的展馆，只剩巡馆保安的脚步声，敲在金砖地面上。

高育良换了便装，从侧门进来，手里拎着个旧布包。

包里是笔记本、放大镜，还有一沓复印件。

他先去一楼，站在唐伯虎那幅真迹跟前站了十分钟，才上二楼。

二楼最里面那间研究室，灯已经亮了。

吴惠芬坐在长桌边，白手套戴好了，桌面上压着软布、镇尺、镊子。

“今天能看多久？”她头也不抬。

“九点前必须走，十点有个电话会。”高育良把黑卡贴上读卡区，展柜的锁发出一声轻响。

他伸手取出手稿，动作放得很慢，纸页边缘在他指腹底下轻轻挪动。

泛黄的稿纸平铺在软布上，黄仁宇的字迹细小密集，页边爬满批注，涂改的地方一层压着一层。

高育良戴上老花镜，凑近了看。

“你看这儿。”他指着一行字，“初稿写的是制度性困境，定稿改成了制度性困局。”

吴惠芬把放大镜移过去。

“差一个字，味道就变了。困境是难走，路还在。困局是死棋，怎么落子都输。”她直起腰，“这一笔下去，他对整个万历朝的判断就定了。”

“所以说手稿比出版本更有价值。”高育良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，“出版的《万历十五年》是结论，这堆纸是思考的过程。过程里有犹豫，有摇摆，有他自己都没想明白的东西。”

“你现在是拿看案卷的劲头看史书。”

“一回事。”高育良笑了，“万历不上朝，跟官员不作为，机制上是一个病根。”

两个人就这么一句接一句地聊，从万历聊到张居正，从张居正聊到考成法。

聊到兴头上，吴惠芬起身给丈夫续了杯茶。

茶是她从家里带来的，吕州本地的毛尖，泡在玻璃罐头瓶里。

没有吕州市委书记，没有汉大教授。

就两个读书人，守着一屋子国宝，过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晚上。

这样的晚上，一年多下来，攒了几十回。

……

另一头，惠龙公司。

赵瑞龙把茶杯顿在桌上，茶水溅出来一片。

“一年了！整整一年！送钱不收，送画不要，连饭局都带着吴教授一块来！”

杜伯仲靠在沙发里，慢悠悠地剥着一个橘子。

“急什么，咱们不是还有后手吗？是时候了。”

湖心岛渔家村的高家姐妹，一年前就被被接了出来。

请老师，买书，定课程。明史、字画、大历史观，一样一样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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